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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姓郡望形成与庐江何氏的兴衰

2014-5-4 00:00| 发布者: 何氏网| 查看: 6290| 评论: 3|原作者: 何焕强|来自: 世界何氏网

摘要: 何姓郡望形成与庐江何氏的兴衰 何焕强 研究何姓源流必然涉及何姓郡望,谈到何姓郡望就绕不过庐江何氏。几年来,世界何氏总会文史部组织了对何姓源流的研究,已获得了初步的成果,但总的看来仍有诸多认识问题需要厘 ...

 

何姓郡望形成与庐江何氏的兴衰

 

何焕强

 

研究何姓源流必然涉及何姓郡望,谈到何姓郡望就绕不过庐江何氏。几年来,世界何氏总会文史部组织了对何姓源流的研究,已获得了初步的成果,但总的看来仍有诸多认识问题需要厘清。其中之一,就是对何姓郡望形成与庐江何氏的认识。近段笔者在学习中对上述问题略有想法,现整理成拙文参与讨论,旨在抛砖引玉。

一、郡望的形成与发展

“郡望”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指名门望族。“郡望”连用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指郡中望族;二指望族的根源地或发迹地,含有“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的意思,同时区别于郡内外的其他同姓族人。

郡望是从东汉至隋唐这个特定历史时期门阀政治与士族社会的产物,是这个时期社会上一部分世代以官为业家族的“家门地望”标志。它产生和流行于郡县制与集权官僚体制为主的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秩序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郡望并非指某个地方姓氏家族人丁兴旺,而是指这个地方大族“世代为官”,有较强的经济文化实力,并影响当朝政治与社会生活秩序。就是说,某个地方的某个姓氏家族,从某一代起就有人做官、做大官,以后这个家族的子孙世代也投身政治,以官为业,在当地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形成了所谓“世胄门地”,成为备受敬仰的名门望族,再由官府以列入“郡姓谱系文件”的形式,从法定意义上承认其家族地位,并定出其郡姓门第等级。

郡望不是家族自封的,要得到社会认可,同时要获得国家“郡姓谱系文件”的承认。郡望被确认后,将享受国家给予士族家族的“政治权利和待遇”,独享“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不属于这个士族家族的社会上同姓人(即便同居住于一个郡),不能冒认和享用这个郡望名称,更不能享受其“政治权利和待遇”。

郡望初步形成于东汉后期,发展于魏晋,盛行于东晋、南朝、北魏,到隋唐发展到高峰。郡望经历一个由形成、发展、巅峰到衰落消失的过程。唐末,随着士族的消亡而逐渐消亡,但郡望的消亡不是彻底消失,而是转化成一种同姓共享的姓望。郡望转化成姓望后,失去了原拥有家族的政治权利与地位,由原来政府赋予一个家族独享的“家门地望”标志,最终成为社会上同一姓氏共享的地望标志。

1郡望在东汉后期初露端倪。

东汉自汉安帝以后至汉末近百年间,外戚宦官轮流执政,相互争斗、残杀,朝政日益衰败、糜烂不堪。董卓趁机引兵洛阳,赶走袁绍、废少帝刘辩、杀何太后、立汉献帝,把长期左右东汉皇室的外戚和宦官一起消灭,但东汉朝廷也名存实亡。

此时世家大族趁势而起,强势扩张,强取豪夺,雄霸一方。所谓世家大族就是那些世代高官的士大夫家族。它们是东汉豪族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又是士大夫集团的代表和领袖。西汉后期曾出现了一些世代官至二千石的地方大族,甚至还有“父子宰相”之显例。东汉建立后,世代公卿的家族也越来越多,世家大族势力进一步膨胀,成为东汉政治和社会生活秩序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随着东汉豪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惠泽于士大夫家族的门阀制度也在此时萌芽。门阀制度是封建等级制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所谓门阀,即“门第”、“阀阅”,是指封建社会世代显贵、影响大、权威高的姓族家门。这些“高门大姓”一般由其家族人物的地位、权威和声望自然形成,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十分威严,并世代传承。有时官方还作出明确规定,宣称某姓为望族大姓,甚至具体划分姓族等级,确定门阀序列,各姓族权益的地位不等,这就是所谓的门阀制度。

东汉后期形成的世家大族,所谓的“高门大姓”实际上已有了郡望的雏形。

2、郡望发展于魏晋,西晋是郡望形成的关键时期。

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汉至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朝廷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氏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门阀制度萌芽于东汉后期,形成于曹魏西晋,确立、鼎盛于东晋及南北朝前期,衰落于南北朝后期。

曹魏“九品中正制”规定门第为定品的主要条件,从政治上开通了士族世家的官宦之路,使得地方大族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魏、吴还给公卿客户和西晋官吏可按官品占田荫客,使显贵广占田地、佃客和奴婢。因此,魏晋士族必是当朝显贵,只有在魏晋获得政治地位,尤其是在魏晋蝉联政治地位的家族,才有资格列名士族。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据门阀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采纳乡里舆论,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进行推选,以任用官吏。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被称为“寒门”、“庶族”。他们或许也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其成员也有一定的入仕机会,但在政治生活中处于劣势,其社会地位根本无法与门阀士族相比。

士族的形成是郡望产生的社会基础。什么是士族?士族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势族、世家、巨室、门阀等,是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中部分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家族所构成的一个特殊阶层。士族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有多方面的历史内涵:政治上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很重要官职;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形成庄园经济,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文化上崇尚清谈,占据高级文官职位;社会生活上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以上诸要素缺一不可。

东汉世家豪族发展的延续,是士族形成的渊源,而魏晋统治阶级的政策是导致士族形成的直接原因。东汉以来,氏族宗法分封制被中央集权郡县制所取代。在社会生活秩序变动和社会结构调整过程中,一些成长于郡县制地方社会秩序中的地方大姓族,挟其渐强的经济文化实力走向中央政权,参与创建社会新秩序。

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指出:“从东汉以至魏晋最基本的统治势力是地方大族,由地方大族孕育出来的两类人物(堡坞主和士大夫)构成了统治阶级的当权分子……”。就是说,这个时期地方大姓族非常强盛,强势的大姓族在社会的影响力举足轻重。什么样的大姓族才能称为“望族”?专家认为一般要具备三个要素:一是家族文化积淀深厚,世代有才能之士;二是家族骨干德行高尚,“望”重乡里;三是有三代以上相继为官者,名重朝野。由此看来,望族虽然以地域与血缘为基础,但要有“德行、才能、文化、声望”作支撑,没有后者,其影响力起不来,其家族的发展也无法维系。

西晋是望族的强势发展阶段,也是郡望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一是两汉以来的“门生故吏(君臣关系)”遍及天下,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政治文化集团,构成了魏晋门阀望族的社会基础;二是与察举征辟制度相呼应的“人物评议”拉大了“门生故吏”的关系网,加速了门阀望族的形成;三是颠覆了曹魏政权取而代之的司马晋朝政权声望不济、根基不稳,被迫与门阀望族妥协,门阀士族因而在两晋获得空前绝后的强势发展,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门阀士族。

3、郡望盛行于东晋南朝。

东晋南朝时期,地方新豪族崛起。魏晋时期衰落的望族此时又得以复兴,新旧士族势力相互较量。这个时期,政府又明文确定郡县士族的郡姓等级,更加剧了郡望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如东晋太元年间贾弼之主持修《姓氏簿状》,南朝萧梁天监年间王僧孺主持修十八州郡谱,确定了东晋、萧梁政权内来自全国116郡约710多家士族家族的郡望及其郡姓等级。

这个时期,无论是选官还是婚嫁最重郡望门第,不同郡望的人即使是同姓也不能担任相同的官职,朝中最显赫的官位也只能由最著名郡望的人来担任,他们甚至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曹魏设立的唯才是举的“九品中正制”,到晋以后就变成了由门阀士族完全把持官吏选拔之权,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出身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门阀士族不仅各自控制地方权力,同时还左右朝政,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士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由此而产生了“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的现象。

在门阀制度下,不仅士庶界限十分严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中不同郡望、堂号的宗族也有贵贱尊卑之分。唐代柳芳《氏族论》说:在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姚、王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为“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

为维护、推行门阀制度,载录门第、区别族系的谱牒之学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刘孝标所注的《世说新语》中,引证的家谱、家传达数十种之多。这种别贵贱、分士庶的门阀制度,不仅在魏晋南北朝时十分流行,而且影响深远,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习俗。

这个时期过于重视郡望,还表现在得到朝廷认可的官修谱牒《百家谱》上,在这种官撰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见《太平御览》卷二一四),个人绝不可以妄称“郡望”。应当指出的是,这个时期的某姓郡望只是属于少数大族所有,而同姓的其他人是不能享用这个郡望的。于是,一些人在其他郡中不是望族的同姓人,为了抬高自己的家族地位,就会有意无意地与别的郡中同姓望族进行攀附,或干脆假冒别人的郡望,自称自己的家族也出自名门望族,甚至假冒户籍,公然作伪。

4、北魏对郡望的归属做了确认和规定。

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公元386534年)是南北朝时代北方的第一个王朝。太和年间孝文帝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定胡汉姓族,对境内魏晋汉族旧门的郡望次第和拓跋氏集团高级官员的姓族等级、汉化郡望归属做了确认和规定,以“国家名义”确立门阀世族制度,郡望意识被进一步强化。

5、唐朝好郡望可谓登峰造极。

“永嘉之乱”后,大批拥有北方郡望的士族随晋室南迁,他们显赫的家世在原籍人所共知,用不着自行表露。但迁到新地后就必须通过向人展示,才能为人所知。如陇西李氏是贵族,其他地方的李氏就不是贵族。天下的李氏因同样的原因迁到同一个地方,如果不以原籍郡望加以区分,人们就不明其籍贯也不知其身份,就不会再把它们当作贵族了。所以,大批北方贵族南迁以后,朝廷为笼络人心,特为他们设立了“侨郡”,使之在新地继续保持其原有的社会影响,从而也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分开来。在这种情况下,郡望无疑成为贵族表明身份的最重要的标志,并且发展到了“竞以姓望所出”的程度。

唐朝非常重视郡望,士族凡说到姓名必加上郡望,以显其贵。“唐人著郡望”与李氏王朝不无关系。唐朝前期,在太宗贞观年间和高武时期整顿统治队伍、划分社会等级的官修氏族志活动中,又有近300个姓氏约1600余家高级官员的家族郡望、姓族次第得到法定意义的政治承认和等级判定,其家族通过列入“郡望谱系文件”的形式成为郡望拥有者家族。

李氏王朝在编修姓氏书中明文规定姓氏尊卑的排列。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吏部尚书高士廉奉诏撰修《氏族志》时沿袭魏晋南北朝旧例,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二。唐太宗知后震怒,亲自出面干涉,改李姓为第一,外戚之姓为第二,崔姓降为第三。武则天执政时修纂《姓氏录》,改武姓为第一。

唐代“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并称“五姓七族”,门第最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门第,即使身为宰相的李义府也因不属“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为其子向山东崔氏求婚时也遭拒绝,足见郡望之重要。清王士祯《池北偶谈》指出:“唐人好标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姚则吴兴,张则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

纵观东汉至隋唐这七、八百年历史,先是东汉以南阳郡为中心的地方大族政治集团,继而是魏晋以颖川郡、河内郡为中心的地方大族集团,南北朝隋唐以关陇、山东地区为中心的地方大族集团,先后成为影响国家政治和社会秩序建立的主要力量,而由这些地方大族集团的权力角逐而引起的权力转移、朝代更替、人口迁徙、乡村城市的社会流动和体现为士庶分化、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的社会生活秩序等级化,是郡望得以产生形成的必要条件。

6、郡望向姓望转化。

郡望是门阀政治与士族社会的产物,必将随着士族社会的消亡而消亡。但郡望的消亡有其独特的方式,郡望的消亡不是彻底的消失,而是转化成姓望,即郡望由原本一个士族家族独享的“家门地望标志”,转化为社会上同一姓氏共同“冒认拥有”的姓望。

郡望消失过程,大致上经历了一个最初以一个同宗家族为主拥有一个郡望,到一部分同姓异宗家族共同享有一个郡望,再到社会同一姓氏之间共同享有一个郡望的过程。郡望转化后,与原本获得政府确认“原主体家族”没有关系,也逐渐失去原有的区分和标志“原主体家族”家门地望、社会等级的法定意义,而成为一种可为社会上同一姓氏共享的姓望标志了。

唐末,郡望逐渐转化为姓望,这也意味着士族这一政治社会现象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的最后终结。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何姓郡望

综上可知,郡望初步形成于东汉后期,发展于魏晋,盛行于东晋、南北朝。同其他郡望一样,何姓郡望也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据记载,何姓共有七大郡望,分别是:庐江何氏(安徽)、陈郡何氏(河南)、东海何氏(山东)、郫县何氏(四川)、扶风何氏(陕西)、丹阳何氏(江苏)、齐郡何氏(山东)。魏晋南朝时期,仅地方的何氏家族就有三个郡望:庐江何氏、陈郡何氏和东海何氏。

1、庐江何氏。

庐江何氏,即庐江郡中“灊”地有名望的何氏家族,是在安徽境内的侨姓士族。庐江何氏兴起于魏晋之际的“小族”,至东晋才确立高门的地位。其先祖始于何桢,历四世三朝,至东晋何充居中枢宰辅之重,何充弟何准之女“以名家膺选”成为晋穆帝皇后,得以跻身士族之列,虽未及当时的王、谢及桓氏之显赫,亦权倾一时,后庐江何氏家族一直绵延不绝,入南朝后在政治上仍屡有作为,直至梁末侯景之乱才衰亡下去。以下有专门叙述,此略。

2、陈郡何氏。

秦时的陈郡是一个较大的行政区域,辖今天的豫东、豫南及安徽近30 个县市的广大地区,历经两汉,屡有变更。三国曹魏时期,其管辖区域已限制在今河南的太康、西华、商水、淮阳、郸城、柘城等五六个县的范围之内,其中太康,魏晋时期称阳夏,是陈郡何氏的发祥地。

陈郡何氏与庐江何氏的形成与发展大致同步,同处魏晋时代。自汉代至魏晋时期,陈郡何氏家族见于文献记载者仅有411人。该家族的奠基者是东汉末年的何夔,其代表人物是何夔之子何曾。他承袭了父亲的爵位,魏明帝时改封平原侯,后任散骑侍郎、典农中郎将、给事黄门侍郎。何曾与曹魏权臣司马懿私交深厚,司马炎袭父爵为晋王时,何曾身为丞相,在废曹立晋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晋朝一建立,他官封太尉,直至太保兼司徒,爵位也由侯晋升为公。朝会之时,何曾享受坐车佩剑的特权,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何曾有二子:何遵、何劭。何遵有四子:何嵩、何绥、何机、何羡;何劭有三子:何袭、何阐、何岐。

何曾家族成员都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是一个诗礼传家的儒学世家。以其家族自身条件,完全可以在政治上大有作为,但该家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盛气凌人,奢靡无度。

一般说来,奢侈豪华是魏晋门阀士族的共同特征,但对陈郡何氏而言,骄奢淫逸简直成了家族的“世袭门风和特殊标记”: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何劭“骄奢简贵,亦有父风”,“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何遵“性亦奢汰”;何绥“自以继世名贵,奢侈过度,性既轻物,翰札简傲”;何机“性亦矜傲”;何羡“既骄且吝”。

历史上的陈郡何氏发迹与庐江何氏大致同步。其家族曾出过丞相宰辅,权倾朝野,至为显贵,但政治上“骄贵简傲,生活奢糜无度”,并作为“门风”代代相传,以至天不假年,晋“永嘉之乱”中陈郡何氏家族惨遭灭族之祸,以至举家“灭亡无遗”(见《晋书·何曾传》),销声匿迹。

3、东海何氏。

东海何氏地处东海郯城(今山东郯城),该郡望大致形成于南朝的刘宋时期,较庐江何氏要晚二百多年,而且历史短暂,家庭分支较多。东海何氏家族以何承天为开端,他以《安边论》的奏议为世所称,并改定“元嘉历”,成为东海何氏在政权上的最为显达者。其曾孙何逊以文章而著名,与刘孝绰齐名,时梁元帝评论何逊说“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何逊”。东海何氏总体上以文学著称。何思澄“具擅文名”,时称“东海三何,子朗最多”。另有何慧炬、何远记载在《梁书·良吏传》。何氏虽有 “东海家声远,庐江世泽长”著名联语,但从政治发展角度而言,东海何氏与庐江何氏仍无可比拟。

三、作为士族的庐江何氏的兴衰

1、关于庐江郡。

要阐述庐江何氏,先了解庐江郡的设置、疆域及其变化。

关于庐江郡的设置,有两种观点。

第一,秦朝时期就设置了庐江郡。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始设三十六郡,后增为四十八郡。在三十六郡中还没有庐江郡,至四十八郡时才有庐江郡。

辛德勇在《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中说:庐江。九江若仅分置衡山,辖境仍嫌偏大。所以,理应再予拆分。《水经注·赣水注》记云,南昌县故城,“秦以为庐江南部”,谭其骧解释说庐江南部即庐江郡之南部都尉,所以,庐江很可能为后置的秦郡。周振鹤依四十八郡之数,谓《水经注》的记载“可信可据”,坐实其应属秦郡。

“秦始皇三十三年在攻取岭南地区的同时或稍后,应该也征服了东越,并在越人故地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和闽中四郡,同时,为保持以十二为基数的郡制,根据各种不同的实际需要,又对旧有的郡进行调整,重新析分开秦始皇二十六年并入其它郡内的恒山、河内、济北、胶东(原即墨)、淮阳五郡,又从面积较大的郡内分出东海、衡山、庐江三郡,合之共新增十二个郡,与原有的三十六郡加在一起,即最后调整为如下四十八郡。”(参见《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

后晓荣在《秦代政区地理》中,依据《水经注•赣水注》和《岳麓书院秦简》认为,秦始皇时代已经设立了庐江郡,郡治在番阳县(今江西省鄱阳县东北)。

陈松长在《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中指出:“经初步整理, 这批秦简中大致可认定的郡名有下面 22: 内史、东郡、南阳、南郡、泰原、叁川、颖川、河内 、琅邪郡、九江郡、上党、河间、苍梧、洞庭、恒山、清河、衡山郡、泰山、庐江、四川郡、州陵、江湖郡。”

第二,西汉始设置庐江郡,郡治在今安徽庐江县西二十里。汉末徙治,在今安徽潜山县。三国魏置,在今安徽六安市北。晋置,治今安徽霍邱县西五十五里。南朝宋置,后魏因之,治所在今安徽霍山县东北三十里。隋置,唐初废,天宝元年复名庐江郡。至德二载(757)十二月,废。今安徽合肥市治。南齐置,隋废,改舒县曰庐江,即今安徽庐江县治。汉庐江郡:治所在舒县,即今安徽庐江西南(见百度《庐江郡》条)。又,根据《安徽省志·建罟沿革志》记载:西汉高祖十年(196)年七月,九江郡属汉,境内设舒县(治今庐江县城池埂),地名大城坂,今遗址城墙依稀可见,30米护城河尚存。(这里是三国时曹操筑建的军事城池,并不是舒县治地)元狩二年(121)七月,撤销江南庐江郡,在江北以原衡山郡东部与九江郡南部地区并,组建新庐江郡(治舒县)

2、庐江何氏的所在地在哪?

庐江何氏肇启于魏晋,鼎盛于东晋、南朝。

西晋时期的庐江郡疆域包括什么地方?据专家考证,西晋时期的庐江郡,辖今东起安徽芜湖、北至寿县、南至江西九江的广大地区,郡治在舒县。

从郡望的形成发展来看,庐江何氏并非居住于庐江郡中所有的何姓家族,而仅是庐江郡北部“灊”地的一支何氏。“灊”是哪里?百度的解释是:“灊,古地名,在今安徽省霍山县东北。”因“灊”通“潜”,霍山县就近还有潜山县。于是,就有了“灊”就是今天的安徽省霍山县或潜山县的不同见解。

综合《霍山县志》、《皖志综述》、《潜山县志》、《汉书·地理志》、《魏书·地形志》、《庐江县志》、明嘉靖《安庆府志》等记载分析,历史上“灊”是一个变化的地名:春秋楚穆王四年(公元前622年)楚灭六、蓼等国,设“灊邑”。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设灊县,属庐江郡。南朝梁天监初(天监元年为502),置湘州,改舒县名潜,为庐江郡治。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冬,武帝巡视南郡,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神爵元年(61)“诏祠南岳潜山于潜。”(《汉书·宣帝纪》)。元朝至治三年(1323),分怀宁县清朝、玉照两乡,始置潜山县。而“潜山”历史上有许多曾用名,如衡山、霍岳、霍山、潜山、潜岳、皖山、皖公山、万岁山、南岳、小南岳、天柱山等。

由此可见,古代庐江郡中的“灊”是一个广阔区域:它西起英山县(原属安徽,今属湖北),东至庐江县,中间还有今天的霍山县、潜山县、岳西县、舒城县等六个县,绵延数百里。

既然“灊”地崛起庐江何氏,说明何姓人早就聚居“灊”地了,并且不断地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地方大族。

庐江何氏的祖居地在“灊”,但庐江何氏还有“侨居”地。据记载,庐江何氏部分家族成员,从东晋开始就不住在其郡望本地。葛剑雄在《西晋末至南朝期间见于记载的南迁人物及其后裔》表中统计,庐江何氏在史料中明显指出迁移地点的仅有何充迁入健康(南京),何子平迁入会稽(浙江),何点迁入吴县(江苏)等例子,但从庐江何氏其他成员在外地做官的情况来看,相当部分人都不住在庐江郡。如《梁书·何胤传》说:“何氏过江,自晋司空充并葬吴西山。”从何充到南朝梁,吴西山一带几乎成了何氏家族墓葬所在。因史料所限,我们暂无法展开叙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会稽、吴和健康三个当时南朝社会贵族发展的主要区域,都有庐江何氏家族成员的足迹。

3、庐江何氏的开山祖是何桢。

庐江何氏初露头角于西晋,“风声水起”于东晋,但“该家族的历史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曹魏后期。”(孟聚《魏晋南朝时期的何氏家族》)庐江何氏开山祖是谁?何氏家谱在列“庐江何氏世系”时,把西汉、东汉、三国时期的许多何姓官员等都列入“庐江何氏世系”。我们知道,东汉前期郡望还没有形成。庐江何氏是在郡望形成之后才产生并于东晋才得到政府确认的,因而庐江何氏的开山祖是何桢,不是其他地区的何姓先人。《三国志•魏书十一•管宁传》注引《文士传》载: 何桢,字元干,庐江人,有文学器干,容貌甚伟。历幽州刺史、廷尉,入晋为尚书光禄大夫。祯子龛,后将军;勖,车骑将军;恽,豫州刺史,其余多至大官。自后累世昌阜,司空文穆公充,恽之孙也,贵达至今。

何桢是史籍中出现的庐江何氏最早的祖先。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他只是弘农太守(见《三国志·管宁传》),至于“多至大官”、“累世昌阜”是西晋以后的事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庐江何氏“论资历、名望、地位,在门阀士族中,他们是典型的新起门户、次等士族。同所有的门阀士族一样,在他们身上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但同时他们又有别于王、谢等一流士族。” (孟聚《魏晋南朝时期的何氏家族》)

对庐江何氏这个新崛起的“次等士族”不可小视。据史料记载,自何桢以下至南朝宋齐梁300年间,庐江何氏家族见于文献记载者有1052人之多。他们或是朝中高官,把持机要,手握权柄,如东晋何充、南朝宋何尚之等,都是朝廷重臣。更多的还是雄居一方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地方大员。据不完全统计,在 52人之中,做过州刺史、郡太守的地方官就有15人之多。当然,庐江何氏家族中还有颇具建树的文化人士。总的说来,庐江何氏的地位与一流士族不可相比,但他们对整个东晋南朝政治的影响也不是一般士族所能比得了的。

4庐江何氏鼎盛于南朝刘宋时期。

庐江何氏,因东晋有何充居中枢宰辅之重,何充弟何准之女成为晋穆帝皇后,才跻身于士族之列。虽然东晋何充权倾一时,但庐江何氏的真正鼎盛是在南朝刘宋时期。

与“王、谢”等一流士族相比,庐江何氏是新崛起的地方大族,虽然没有超越郡中“一流士族”,但庐江何氏的地位与势力却令地方豪族刮目相看。士族的形成与传家不外三种途径。一是凭借政治势力;二是凭借学业世传;三是凭借经济力量。而考两晋南北朝之士族,多由首两途致显。具体到庐江何氏的崛起及取得并巩固其重要政治地位,主要有三大因素:

第一,家族成员有政治理想和较高文化素质。地方大族的政治理想就是进入仕途参政,为官一方,光宗耀祖,这一点各士族相同。与其他士族略有不同的是,庐江何氏在政治上非常懂得进退,进时循序渐进,退而避开“政祸”,就凭这一点,庐江何氏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总能站稳脚跟。

在文化素质方面,相对于当时的士族,庐江何氏具有明显的优势。先祖何桢,有“文学器干”,“十余岁耽志博览,研精群籍,名弛淮泗”,曾受魏明帝赏识,应诏作《许都赋》。东晋何充“风韵淹雅,文义见称”,有儒者之风。何琦“好学博古”,“恒以述作为事,著《三国评论》,凡所撰录百许篇,皆行于世”。何准“雅好高尚”,“于时名德皆称之”,其子何澄亦“清正有器望”,深受孝武帝所爱重,拜为琅邪王师。入南朝后,庐江何氏文义之风不减。何尚之曾“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苟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何偃“素好玄谈,注《庄子·逍遥篇》传于时”。何胤“既长好学,师事沛国刘谳,受《易》及《礼记》、《毛诗》。又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其业皆通”,后受命撰新礼,著述甚丰,为一代儒宗。何佟之“少好三礼,师心独学,强力专精,手不辍卷,读《礼》论三百篇,略皆上口。时太尉王俭为时儒宗,雅相推重”,也是当时大儒。此外,庐江何氏世代信佛,是家族文化的又一特点。何充“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其弟何准更是“不及人事,唯诵佛经,修营塔庙而已”。何尚之亦“立身简约”,“奉法素谨”。此外,何求、何点、何胤、何敬容等也都笃信佛教。庐江何氏亦玄亦儒,兼通佛典,这种家风更得到了当时士族的认同。庐江何氏家族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如何桢、何充、何尚之等,都是以儒学上的优势作为仕进阶梯的。再从庐江何氏家族成员担任的其他官职,如主薄、太子洗马、国子祭酒、国子博士、国子助教、著作郎等官职来看,都是专掌文事的职位,可见当时庐江何氏家族的整体文化素质之高。国子助教何佟之,“何氏三高”何点、何求、何胤,“通五经章句”的何炯等等都是他们的代表。

第二,与皇室联姻取得政治地位与权力。这是朝中文武百官和地方豪强都梦寐以求的愿望,但不是每个士族都有此运气。庐江何氏家族却获得了这样的运气。

一是庐江“何氏女”嫁入皇室,进而为家族取得政治权利、巩固政治地位起到了特殊的作用。自晋至齐,先后有三位庐江“何氏女”嫁入皇室。第一位是东晋穆帝司马聃的皇后何法倪。何法倪乃庐江何准之女,晋穆帝升平元年(公元357年)八月被册封为穆章皇后,在位48年(《晋书·穆章皇后传》)。第二位是南朝刘宋废帝皇后何令婉。何令婉为庐江何瑀之女,于宋武帝孝建三年(公元 456年)被纳为皇太子刘子业之妃,461年病逝,后刘子业即位追封为献皇后。她没有做过真正意义上的皇后,但何氏外姻疏戚莫不能沾被恩纪”(《宋书·何皇后传》)。第三位是南朝齐废帝萧昭业皇后何婧英。父何戢,母为侧室宋氏。永明二年(484年),聘娶何婧英为南郡王妃,隔年完婚。十一年(493年),立为皇太孙妃。萧昭业即位后,立为皇后。(《南史·郁林王何妃传》)。

二是庐江“何氏男”娶“皇室女”。由于地方士族势力的超常壮大,皇室也把与名门望族联姻作为巩固统治皇族地位的重要措施,特别是南朝刘宋以后掌权的庶族地主寅缘世族大家,把“皇室女”下嫁给高门世族视作荣耀和安慰。这种婚姻关系在庐江何氏中表现相当突出。据统计,从东晋至南朝梁时期,庐江何氏家族就有8位男性娶了“皇室女”成为皇室女婿。如何戢成为宋孝武帝刘骏之女刘楚玉的夫婿,拜为驸马督尉;何求娶南朝宋桂阳恭侯刘义融之女刘茂华,任太子洗马;何瑀娶南朝宋高祖小女豫章康长公主刘欣男;何颙之娶南朝宋太祖刘义隆的女儿临海惠公主刘氏;何迈娶南朝宋太祖第十女新蔡公主刘英媚;何敬容娶南朝齐武帝长城公主萧氏等。

毫无疑问,这种婚姻关系对庐江何氏家族势力、政治实力的增强与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综观自魏晋至宋齐梁陈五朝代,见于史书记载的庐江何氏家族成员有 52人,而在52人中仅刘宋一朝就有20人之多,几占五朝总人数的40%,可见庐江何氏家族的兴旺时期正是在南朝刘宋时代,而他们与皇室的联姻关系不能不说是增强实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与高门士族联姻,壮大势力。庐江何氏家族除了与皇室的双向联姻外,还与高门士族联姻,既夯实了基础,又壮大了势力。据初步统计,庐江何氏与高门士族联姻有多例。何充父亲何睿与琅邪王氏、著名的士族领袖王导是连襟;何充本人娶颖川庚氏、明穆皇后之妹庚氏;琅琊王氏王康娶何充之女何法登;何元度娶琅琊王氏王夙旻;何愉之之女何宪英嫁南朝宋桂阳恭侯刘义融长子桂阳孝侯刘觊;何尚之之女嫁南朝宋立国功臣刘湛之子刘黯;何尚之弟何述之娶南朝宋大臣王敬弘之女王氏;何点娶鲁国孔氏女;何胤娶江氏。

据记载,与庐江何氏通婚的家族中可考的有20例,其中皇室8例,宗室1例,琅琊王氏4例,颖川庚氏1例,彭城曹氏1例,南阳刘氏1例,鲁国孔氏1例,郡望不明3例。在门阀制度下,能够相互通婚的,说明其门户相当,足见当时庐江何氏之兴盛。

5、侯景之乱后,作为“士族政治集团”的庐江何氏衰亡。

家族的兴衰有一个过程。庐江何氏家族崛起于东晋,鼎盛于南朝刘宋时代,南朝梁侯景之乱后衰落,作为“士族政治集团”的庐江何氏已不复存在。

侯景之乱是在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八月,东魏降将侯景勾结京城守将萧正德,举兵谋反。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南朝期间由诸侯王发起的祸国殃民的事件。南朝的梁王朝君主梁武帝萧衍信奉佛教,广建寺庙佛塔,还出家同泰寺,要群臣用巨款为他赎身。迷恋于宗教的萧衍不事朝政,皇室招降纳叛成风。侯景之乱历时长达三年零八个月,南朝士族遭到沉重打击。侯景曾向“王、谢”两高门望族求婚未允而深深记恨,他攻进建康后,屠杀王谢两家最惨,几乎亡族,对南方社会更造成了极大破坏,六朝古都建康“千里烟绝,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

在侯景之乱中,同其他士族一样,庐江何氏也难逃劫难,在叛军兵锋扫荡中,终结了“往日铅华”。庐江何氏的一位重要成员何之元,在南朝陈行将灭亡之际,移居常州晋陵著书立说。至此,作为“高门”“士族”的庐江何氏,到何之元时已降下帷幕。

何之元,南朝梁庐江灊人,约生于梁天监元年(502),卒于隋开皇十三年(593),出身官僚世家,自己于天监末年入仕,因平时为人骨颐有气节,故失意于官场。于是他屏绝人事,锐意著书。陈亡之后,他移居常州晋陵县(为常州何姓始祖),隋开皇十三年(593)穷卒于家。著有《梁典》共三十卷。何之元一生颠沛流离,他呕心沥血著《梁典》,一方面是写梁代王朝的兴衰,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家族——庐江何氏作一次完整的总结。

6、庐江何氏转化为同姓共享的地望标志应在唐末以后。

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作为士族政治集团“家门地望”标志的郡望,在唐末之前是不能被社会上的同姓人“共享”的,作为郡望的庐江何氏(也包括陈郡何氏、东海何氏等)也是如此。只有郡望转化成姓望之后,“同姓共享”才成为现实。但是,郡望从形成到消亡、转化,历经事东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历史跨越七八百年,到了宋代随着“士族”的消亡和“郡”的作废,原本意义上的“独享”郡望才被“共享”姓望所取代。作为何姓郡望之一,庐江何氏也历经东晋中兴、南朝刘宋鼎盛、南朝梁衰亡好几百年历史。几百年间,庐江何氏其郡望的特权待遇也是独享的,其他地方的何姓人不能享受这种“特授”的政治荣誉。如果有人“冒认”庐江何氏郡望,庐江何氏不仅不会答应,官府还会惩罚“冒认”者。既然郡望在转化之前不能“冒认”,庐江郡中“灊”地之外的何姓人在当时就不可能“划入”庐江何氏之列。因为“庐江何氏”是政府赋予“何桢家族”的专享政治待遇,是被国家以“郡姓谱系文件”确定下来的,其他地方的何氏家族是不能“冒用”的。由此看来,何氏家谱把何桢之前的历代何姓官员(或名人)都堂而皇之地列入“庐江何氏世系”或“庐江堂何氏世系”是否合适?如果说把这些人划入“庐江何氏世系”或“庐江堂何氏世系”,是在郡望转化成“共享”姓望之后,那么怎么证明这些何姓官员都是从“灊”地出去的?我们知道,历史上形成的何姓郡望不止庐江何氏一个,与庐江何氏同时崛起的还有陈郡何氏,稍后一点的还有东海何氏等。可是今天的何姓人几乎都说他们“源自庐江何氏”,各地的何氏宗祠大都标上“庐江堂”三个大字。何姓本多源,“堂号”更多,又经历了几千年的民族大融合,如果何姓人全都“源自庐江何氏”一个郡望,其他郡望的何氏后裔都到哪里去了?

2014-5-4

[参考资料]

[1] 西晋《何桢墓表》(何桢墓表:1992年在河南偃师出土)。

[2]孟聚:魏晋南朝时期的何氏家族(魏晋南北朝史研究1995

[3]王圣:东晋士族政治中的桓氏与何氏家族(《黄山学院学报》第9卷第12007·2

[4]刘德杰:汉魏六朝望族与郡望形成(《黄河科技大学》第9卷第12007·1

[5] 王永平:东晋南朝时期庐江何氏与琅邪王氏婚媾交游考——从一个侧面看庐江何氏门第与地位得以维系之原因(许昌学院第27卷第42008年第4期)

[6] 郭峰:郡望向姓望转化与士族政治社会运动的终结──以清河张氏成为同姓共望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6

[7]何荣俊:魏晋南朝家族研究:以庐江灊县何氏为例(台湾成功大学硕士论文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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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引用 何启科 2014-6-3 16:22
拜读,谢谢。
引用 bangsheng6612 2014-5-10 20:26
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秘书长关于这一阶段庐江何氏的研究是很有科学价值的,可喜可贺!希望你在先秦至两汉这一历史时期关于何氏的繁衍研究上再创辉煌!
引用 何慈旺 2014-5-5 08:39
分析有据,井井有条。非庐勿冒,言词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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